“人口”蔡昉：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今天，财经视野小溪给大家讲讲来自《财经》的《蔡昉：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在7月30日举行的“2022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指出，我国“七普”总和生育率1.3，为世界最低之一，2021年人口增长率0.34‰，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14.2%，均早于预期和预测。标志着传统人口红利无可争辩地消失，必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给经济增长带来始料未及的新冲击。

他认为，人口负增长意味着资源动员的增量减小，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重新配置，即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未来，来自需求侧的制约将是崭新的挑战，既需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率，更需关注如何以需求支撑潜在增长能力。

蔡昉提醒，新冠疫情影响劳动者就业、居民收入和家庭消费，恰与人口负增长的起点重合，短期消费受损的冲击与长期消费制约的常态相遇，更易产生“磁滞效应”，难以回归到原来的轨道，使复苏后的增长速度处于一个较低常态。因此，应对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不仅要保护作为生产者的市场主体，还要保护好作为消费者的家庭。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昉：大家上午好！我就《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给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观察和研究。看上去没有金融，没有财富这两个词，但是我想对于我们从事投资的，从事金融财富管理行业的人应该有观念上的转变。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人口数据，给我们揭示的一个最新出现的人口转折点，过去我讲了多年的人口转折点，那个时候是劳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生产率改善速度放慢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这样一些变化，导致我们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相应减慢，这是发生在2010-2019年的事情，我们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应对，所以它是供给侧的冲击。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新的人口转折点恐怕带来一个新的冲击。

最近这几年我们不断地被新出现的人口数据所惊讶。第一次是说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告诉我们，我们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1.3，也就是说它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显著的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对于研究人口问题的人他很清楚，第一这么低的生育率不是一天出现的，一定是多年，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那么低于2.1这个总体水平，也就是积累到一定时间以后，人口惯性过去以后，这么低的生育率一定导致人口的峰值和负增长。前年我们刚知道这个信息，去年我们又知道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低到千分之0.34，在统计意义上说已经非常接近于零增长了。当然，后来还有其他的，通过民政部的数据修正可能已经是零增长。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14%，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定义，说老年人民超过7%就叫做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叫老龄社会，就是你已经进去了，超过21%就是极度高度老龄化社会，日本现在就是，我们大概十年以后进入这个时期。

所有这些预测明显早与联合国2019年进行的人口预测，实际结果大概数年提前于联合国2019年最近预测。大家从这个图可以看到，人口达到峰值，老龄化超过14%的水平都是早与预期的。联合国与时俱进，今年做了新的预测，这个新的预测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非常直接相关了。

大家从这张图可以看到，根据新的预测，大概在今年或者明年，中国人口到达峰值，进入负增长，随后就进入负增长，同时印度的人口超过中国了，而且将来的差距就会非常显著了，我们第一次不再有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的头衔了。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我们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个不是周期的，不是稍纵即逝的，几乎可以说是永远的。同时从2023-2035年来看，大概每年以千分之1.5的速度减少，劳动人口也会加快减少，比原来设想速度还要快，设想一下20-45岁最好就业年龄段每年有四五百万规模在决定意义上减少，同时老龄化加深，这是我们一个崭新的情况，我们观察到的崭新预测都证明了是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就要看一看，前边我说了过去十年经历的人口冲击是供给侧的，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下行，我们把它定义为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是供给侧的，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当时没有需求制约的这种冲击，但是这一次我想需求，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制约。

首先我们看说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变量，过去我们看到的少，因为大部分人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波动，周期性。如果从比较长时间的看，有些机构大概在20年前有一些机构，它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变量就是说等式右边的变量里只有一个，其他都不用，就是人口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的一个机构，事实也证明日本的经济增长完全随着人口变化发生的，除了短期的波动之外。

中国人口会从几个方面，我受有四个效应是影响消费的，是不利于消费的。首先我们在2010年应对供给侧冲击的时候，我们的需求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我们不再过度依赖外需、出口，也不再过度依赖投资，资本形成，逐渐转向了三驾马车中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最主要的拉动力，这是已经发生的。

过去我们人口和经济增长是减速的，因此首先人口总量效应是导致消费低迷的一个因素，人就是消费者，人的增长速度慢了或者负增长了，你的消费一定会受到影响。第二是增长效应或者个叫收入效应，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也一定会放慢，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消费，这是另外两个效应。因此，我们从人口的增长，人均GDP的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看，三者是一致的，都是下行的，未来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GDP的增长率还会更低。这些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压抑我们的居民消费。

同时，也有一个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在发达国家其实不一样，发达国家很多老年人他的工资水平是根据他的年资决定的，年纪大了收入水平比较高，退下来以后保障水平也还可以，甚至还有财富的收入，因此老年人一般还会比年轻人收入水平高一些，但是他们也有不愿意消费的倾向，所以在学界还产生了一个叫做退休消费之谜，中国没有这个，因为中国老年人收入水平就低于年轻人，总体上来看。同时他退休以后还会出现一些后顾之忧，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孙子辈来着想，因此他更倾向储蓄，较少消费，所以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都比较低。因此大家从这条蓝色线可以看到，随着年龄消费支出水平是下降的，老年人你剔除了他的医药支出之外，他是支出水平最低的一个人群。从一个横截面和个体看，他的消费不足，越来越老龄化，总体会出现消费不足的倾向，这是人口年龄结构效应。

对于未来的世界，因为世界都在老龄化，越来越多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特别是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不生孩子了，短期的不生孩子会成为新常态，因此世界老龄化趋势，人口负增长或者人口停滞都会成为一个趋势。对于预测，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以前在这儿讨论过，古德哈特会提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成为新趋势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会回来，我们会告别通货紧缩时代。很难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胀是有原因的，第一中国没有出现，在出现很高通胀的美国、欧洲，日本也没有，它的根本原因还是供应链的问题，还是原油价格等等这些问题导致的，因此还有一批学者，比如说萨默斯很重视通胀，他对美国的政策会提出批评。比如克鲁格曼，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还是会认为通胀是过渡性的，短期现象，长期趋势，老龄化还是让世界经济再较长期停滞状态中，长期的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可能导致高负债，这个因素还是全世界的趋势，中国从未富先老的特征来看，我们预计未来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常态的、持续的制约，这是我们必须转变的观念。

相应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经济形势，也可以观察比较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我们可以从长期、短期、供给、需求两侧，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这是三个维度来看多种组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我今天讲人口冲击，可能是长期的需求侧的宏观冲击，同时我们还要应对眼前的冲击，现在新冠疫情还在影响经济增长复苏，这个冲击是短期的，也主要是需求侧。今天上午很多人讲到了消费的问题，这个可以从微观来看，因此相应的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不断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成为我们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的一个主要矛盾方面。过去十年，我们说如何提高和稳定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今后十年、二十年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让需求侧因素来满足你的潜在增长率，能够实现你的潜在增长率，同时，应对短期冲击也非常重要。

我们来把长期和短期的举措放在一起观察一下，它实际和我们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一个衔接点。

在人口负增长时代，我们国家的政策，我们企业的决策，个人的选择，其实都会发生一些关注点的转变。我们都知道人口其实在资源的动员，资源的配置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的作用，人口的波动归根结底反映在不同形态上来，因此人口负增长意味着资源动员的增量减少。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的重新配置，我们讲财富管理的时候，讲金融的时候，过去可能是为了做大蛋糕，其实未来是为了更好地分配蛋糕，不是讲收入分配意义上，过去是为了动员，现在是为了配置以及重新配置。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转变，也是一个崭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应该转变，帮助我们在很多重大决策中作出新的转变。

为什么我们也关注短期，因为短期会影响长期，短期不是冲击性的、一次性的，不留痕迹的，不留疤痕的，而且很可能会留下这个伤痕，它会影响你长期的常态。我们很多人在研究周期问题的时候，危机冲击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效应叫做磁滞效应，这是从物理学里面借鉴来的。它就是讲一次冲击会造成伤痕，这些伤痕的结果是导致你冲击过去，你回不到冲击之前的常态上，不再回到那个轨道上，你在新的轨道上，这个新的轨道通常是一个较低的新常态。很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长期趋势是这么变的，但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冲击就会让你的变化提前到来，而且就是过早进入新常态，让你没有时间应对。

当前我们新冠疫情干扰了我们的就业，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而这个消费的不足也恰好遇到了我们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新常态制约的关键点，两者一交汇就会留下疤痕，这个疤痕就导致磁滞效应。我们今天讲应对政策的时候，我们讲33条的时候，比较多的还是着眼于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不仅仅是生产者这个市场主体，还有消费者这个市场主体，还有家庭，因为后者是决定需求能不能回升，从而你的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能不能可持续的关键因素。

同时，我们应对当前的家庭消费不足，收入不足，应对长期的需求制约，归根结底，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要调整政府作用的结构和方向，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求政府有新的支出，有更大规模的支出。

我在一段时间内，我就看政府是不是应该增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不是应该增大社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我发现一个规律，从各个国家确实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是提高的，后来人们告诉我其实你这是老生常谈。早在多年以前，一个德国的经济学家瓦格纳就得出这个结论，叫做瓦格纳定律，说瓦格纳定律是一般规律，我们应该遵从这个一般规律。我想了想什么是我发明，从这个图可以看到，政府支出占比提高最快的，达到它应有的水平期间正好是12000美元到24000美元区间，这个区间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从现在，我们去年超过了12000美元，到2035年的目标，所谓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正是这段时间，13年的时间，因此我把它叫做瓦格纳加速期，就意味着在这个期间我们应该显著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时调整政府支出的结构，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减少一些，更多放在社会保护，社会供给，社会福利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叫做福利国家的建设期，特别是从短期来看，给居民直接发钱，发消费券不太合理，其实没有什么不太合理，它本来就是政府履行这个时期特定职能的其中应有之意，也是你不能够让它的消费回归正常，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复苏。

最后，我们说对于我们的金融发展有什么含义，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归纳一下我前边分析的，有这么几个崭新的变化，就是说今后我们的金融发展也好，发展模式也好，运行机制也好，产品的创新也好，都应该考虑这些新的因素。第一，供给侧的制约到需求侧制约的变化，哪怕最简单说设计一个产品还是要考虑这一点的。我们知道我们金融的创新已经达到了无所不能的水平，2008年的次贷危机之前发生的事都告诉我们，正面的负面的都可以做到。随着我们的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能力进一步显著提高，因此你知道这个方向是往东还是往西，其实你都能够有应对的办法，但是你判断了方向，可能你使的劲越大，你失误可能性越大。

第二个财政的作用相对于货币政策将来会更加重要，财政的支出方向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更贴向于民生，更贴向于社会福利。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金融和财富管理。

第三个是市场主体本位，生产者经营者的生产主体到家庭本位的变化，家庭是我们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单位，是消费的基础单位，是影响需求因素的，因此这个变化可能也会对我们有所启示。

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从过去的较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很多财富管理者把眼睛盯在中等收入群体上，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相对中国14亿人口来说还是较小的群体，如果扩大一点，看到未来这十几年时间里，是我们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老年人，我们刚刚脱贫的农村人口，我们的农民工等等这一切的特殊群体，他们都面临着一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也应该成为我们金融和财富管理的对象和盈利来源。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了，关于蔡昉：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就介绍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