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中国人的货币理论何以自信——“蔡京操作”背后思想源流初探

时间：2022-10-15 11:10:04来源：银行家杂志微信号

今天，财经视野小溪给大家讲讲来自银行家杂志微信号的《中国人的货币理论何以自信——“蔡京操作”背后思想源流初探》。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论及货币金融政策，都要从外国找理论依据。尽管“在全球经济金融变迁和中国经济金融迅速发展的今天，言必凯恩斯、弗里德曼而无视原汁原味的中国货币金融思想”仍然很普遍，可对于当代中国金融业的实践，“基于欧美金融故事的主流金融学解释力在迅速减弱”（张杰，2021）。我们想知道，“蔡京操作”历朝历代一再出现，在没有与外部打交道的年代，中国人都有哪些思想认识。

“蔡京操作”背后有着久远的观念基础

鸦片战争前后，因白银大量外流，1808～1856年间，中国白银相对于铜钱价格约增长了2.5倍，出现“银贵钱贱危机”（参见《银线》第2页）。当年清廷朝野就掀起一场货币思想大争论，讨论之热烈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罕见。讨论围绕一本叫《钱币刍言》的小册子展开，可谓中国人“最后一次只凭着传统思想去处理难以捉摸的货币问题。包括低层与高层学者官员间，出现类似凯恩斯与哈耶克间对于货币短缺时期合适的国家职责的激烈争论。”（参见《银线》第135页）

《钱币刍言》的作者叫王鎏，江苏吴县人，明朝内阁大学士王鏊的后代。此人自幼家境富裕，熟读古人经典，虽终生热衷功名，却屡次科场失意。四十岁后，王鎏以幕僚和教书为生，著书立说，写成《钱币刍言》。王鎏自称写此书前后用了30年，“思之十年而后立说，考之十年而后成书，又讨论十年而益自信无疑”。这比当下绝大多数学者要专注得多。此书于1837刊印，共计7万字。相关书信往来和上书，以“续刻”“再续”方式附于书后。

王鎏的核心观点是“行钞法、禁铜器、铸大钱”，主张君主对发钞的垄断权，禁止白银流通，发行不兑现纸币。该书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是以“钱钞议”为题，列举出主张朝廷改造钞票废止白银的十条理由。王鎏说自己考证“凡行钞五百余年”的历史，发现“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于是提出“钱钞议十篇”，钞票面额自一贯到千贯，分为七等，另铸铜钱三等，即一文、当十和当百。一贯以上用钞，一贯以下用钱；白银不再作货币，而为器饰的原料，人民可用白银向政府换领钞票（参见《钱币刍言》第6～21页）。然后以“拟钱钞条目”，精心设计出一套以行钞为核心的货币改革方案，即由户部负责发行纸币并回收旧币，以纸币征税和对官员支薪，以递年降价的办法强制收回白银，最终实现纸币的全流通（参见《钱币刍言》第22～26页）。

二是以“先正名言”为题，上溯宋明以来21位著名人物在货币方面的观点（参见《钱币刍言》第27～50页），为自己的主张立据。其中，边引用原文边以按语评论，颇有文献综述的味道。

三是以“友朋赠答”为题，附上先后与六位朋友、同僚的书信辩论，以澄清观点，或反驳质疑（参见《钱币刍言》第51～57页）。这些朋友既有学历（进士）也有地位，包括县级官员包世臣、李兆洛，以及许楣、许兄弟（许楣曾任户部主事，许在镇江任职），他们之中有侍郎、道台、生员、学政等。

四是向多位朝廷高官上书。王鎏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通过朋友不断向在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的朋友赠阅，再由这些朋友逐级向“中朝言事之臣”进递，以便朝廷采纳。这些高官包括汤金钊（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顾莼（翰林院编修）、何凌汉（户部尚书）和林则徐（时任湖广总督，后任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苦心孤诣期待上达天听，借高官之手“奏请行之，以一言建万世之功”，自己“亦得附青云以不朽”，乃历代儒士的常见套路（参见《银线》第141～142页）。

靠印钞为财政赤字融资，正是当年“蔡京操作”的精髓所在。后果众所周知。这种观点当时就遭到官员（王茂荫、许楣等）和学者（如魏源）的反对，尤其是许楣和许兄弟，针对其主张出版了《钞币论》进行系统批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钱币刍言》的影响力（参见《银线》第141～156页）。

王茂荫是徽州府歙县人，清朝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也是唯一一个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中国人。清咸丰年间，面对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严重国库危机，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提出改革货币十条建议。核心观点是“永久禁止铸大钱，力主发行纸币”。但与王鎏主张的单纯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同，王茂荫要求发钞必须坚持一个前提：维护国家信用，即采取国家信用担保（户部监督），私人银号发行的方式进行。他还提出严格约束纸币面值和发行总量之法：面值须以库平足色银为计算单位；总额须依国家历年银两收支平均流量额定。魏源同意国家确实应该保有铸币权，但主张所铸之币须确保面值和银币本身价值相当，不能透过发行通货增加政府收入或取代商人供应的通货。这与王茂荫的主张一致，但与王鎏的则相反。

对于王鎏的观点，在所有反驳者中，最系统且批评最严厉的，当属许楣、许兄弟。许楣著有《钞币论》，几乎是逐条批驳王鎏的论点。王鎏的主张最终也未被清廷采纳，尽管当时货币危机与财政危机交织（参见《银线》第147页）。当时有一位任过两淮盐务的谢元淮曾经采纳过王鎏的建议，还首创“票盐”制，每年为国库增加税银数百万两，但此人却因此遭同僚反对而被革职（参见《钱币刍言》第113页）。此前的1814年，翰林院编修蔡之定提议朝廷发行纸币，度过财政危机，被嘉庆皇帝“交部议处”而罢官（参见《钱币刍言》第4页；《银线》第138页）。此后的1853年至1861年，咸丰朝曾一度发钞筹资，不过很快罢废不用。相比而言，在洛克以前的英格兰，在反对君主印钞融资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讨论。而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官员却援引了无数的历史前例来防止这种行为。即使是极端的通胀议案的修正案，例如发行更小面值的纸币，或者允许地方财税收取较不昂贵的铜钱，朝廷也都未采用。相对于过去大家认为中国有根深蒂固的通货膨胀传统，事实上中国拥有比洛克所继承的英国传统更多防范通膨的知识积累（参见《银线》第136页）。这么看，清朝皇帝在抵御发钞融资诱惑方面，似乎挺有定力的。

倒是王鎏为了自己的主张，不惜“选择性记忆”。一是在其《钱币刍言》重印、后续附录《续刻》和《再刻》中，只引用历史上有利于自己主张的那些议论，至于魏源和许楣的批评，则并未给予回应（参见《银线》第138页）。二是他（及其父亲）认为蔡之定被罢官并非立论有错，而在举例失当：没有引用清初顺治年间的例子，而是引用明代发钞的例子。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廷曾发过钞，“岁造十二万有奇”，连续发行十年后“因国用充裕停止，明载于皇朝三通，学士（即蔡之定）不知考而泛引前明之钞，其议疏矣”（参见《钱币刍言》第4页）。此外，王鎏在引用诸多古人言论为自己立论时，居然还有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向崇祯帝建议发钞筹集军费（参见《钱币刍言》第7页、第50页）。这主意是一位叫蒋臣的人出的。该办法名义上主张十足准备（一贯合银一两，实卖九钱七分或铜钱一千文），但所谓准备则全靠用钞票去收换民间的白银，蒋臣估计当时民间的白银为两亿五千万两（参见《中国货币史》第545页）。这种财政劫掠比税收要来得快得多，完全是“蔡京操作”的发挥。只是那时兵荒马乱，明廷倒台太快，这馊主意也就没来得及祸害百姓。

凯恩斯与哈耶克论争

被中国人提早了一百多年

凯恩斯主义理论最大的宿敌莫过于哈耶克思想。二者在20世纪大辩论后，到80年代在全球范围有了明确的实践证明。MMT秉持“印钞权为国家主权”即“货币国定论”，哈耶克（2007）则从逻辑基础上给予了否定。他分析政府垄断铸币权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揭示“财政考虑导向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guided by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必然造成危害：赤字需要货币，货币助涨赤字，政府开支规模获得惊人增长（参见《货币的非国家化》第135页），遂使一个社会的资源越来越多的份额进入政府配置领域。作为思维缜密的思想家，哈耶克回溯过政府垄断铸币权的起源，并指出历史上这种权力一直被滥用的后果（参见《货币的非国家化》第三章和第四章）。可惜的是，他能引用的只是西方的那些史料——至多是16～19世纪若干国家的教训。关于法币的危害，他更多的是做逻辑推理。提及中国，“据说，中国人根据他们使用纸币的经验，在欧洲人使用纸币之前，就已经竭尽全力躲避它（当然并不成功）”（参见《货币的非国家化》第35页）。有理由推测，若是掌握了有着两千年明确记载的中国史料，获知“蔡京操作”之类中国人的经历，哈耶克反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否定MMT的威力该提高好几个量级！

这一点显然被林满红充分认识到了。她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就不乏反对财政搜刮的学术传统。对于集权于中央的货币制度，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正反两方面论争。甚至关于如何应对经济衰退、货币短缺之类问题的历史知识，中国也可与西方媲美。例如，对于17世纪英国货币短缺危机、20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以及今日的经济低迷期等现象，西方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国历史上早已历历可见。又如，对于“蔡京操作”，魏源就曾有过猛烈的批判。进一步，林满红梳理发现，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掀起的哈耶克与凯恩斯主义大论争，中国人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上演过一次！举其要者，显见如下四端。

第一，“尽管19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在思维领域并没有受到太多传统框架的约束，也没有获得多少可以激发灵感的西方思想，他们所提出的带有干预主义或者放任主义色彩的‘药方’都有背后的思维模式。”（参见《银线》第183页）面临日益严重的银贵钱贱危机，中国学者提出的货币政策方向逐渐走向两极：一部分建议政府更多干预，另一部分则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前者以王鎏为代表，后者以许楣、许兄弟和魏源为代表。“19世纪前期中国发生的这场货币论争使放任派和干预派两种势力同时登场，与20世纪西方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19世纪前期，中国的王鎏及其追随者、以及20世纪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政策制定不需涉及民间反应，凭政府本身就可以设法解决货币问题。”（参见《银线》第182页）

第二，王鎏的主张和凯恩斯学派理论几乎一致：都赞同国家依照权力将民众的钱财从用来满足个人消费转移到（公共）投资领域。虽说“王鎏和凯恩斯两人建议的建设公共工程这种策略”具有挤出效应，“但是两人的建议都能缓解失业问题，也都没有干扰现有的产权制度。”（参见《银线》第179页）就像后期凯恩斯主义者一样，王鎏非常关注经济发展这一因素对货币问题产生的影响，这就与18世纪欧洲“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以及20世纪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参见《银线》第183页）。

第三，许楣和许兄弟对王鎏的责难，非常类似于20世纪哈耶克学派对凯恩斯经济学派的批判（参见《银线》第178页）。对照哈耶克学派理论，许楣和许兄弟的观点如出一辙：由政府出面集中发行货币，常使纸币发行量超出社会实际需求量；相对于以纸币为基础的货币制度，贵重金属货币制度更能够保护民众私人财产；允许多家相互竞争的钱庄共存比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好；市场本身能够克服倒闭破产带来的危机。因此，在中外这些参与货币争论的学者当中，许楣和哈耶克两人的观点出奇地相似，他们两人一致认为由多家民营而相互竞争的银行并存的货币制度对社会最为有利（参见《银线》第183页）。

第四，尽管“中国干预派的代表人物王鎏和西方自由经济学派的主要倡导者哈耶克，都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参见《银线》第183页），但双方的差距似乎又不只一个世纪。别的不说，制度背景就有云泥之别。19世纪前期中国学者根本没有像20世纪的学者那样具有设立中央银行的观念。而是否有中央银行则算得上一个经济体，是否有可能迈向现代化的标志。在没有关于中央银行思考的情景下，一群思想者建议国家掌握发行货币的权力，以便获得“增加公共支出以减少失业”这种类似“凯恩斯主义者式”的成效，的确令人惊奇。但考虑到MMT可以得出“财政部与央行合并”的推论，当年中国人的思考也不算太离谱。

中国人的货币理论有两千多年的积淀

在《中国货币史》一书中，货币史学家彭信威指出，王鎏所建议的措施中，“有些看来是荒唐的，或是自欺欺人的”，《钱币刍言》作为一种著作，从头到尾贯穿着作者的主张，可“组织得很松弛”，“与其说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不如说是一种参加争论的小册子。”（参见《中国货币史》第669～675页）

按照彭信威的辨析，中国古代文献中，真正与货币理论关系最大、时间最早的应当是春秋时期的《管子》。该书在货币理论方面，提出了诸多深层次观点：货币起源（王权确定，亦即“名目论”）、货币职能（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以及货币价值（货币数量说甚至边际效用说）。一般认为，西汉著名的《盐铁论》中，货币思想更为系统，提出的一套传统垂训后世，即货币控制权必须由政府掌管。遗憾的是，在王鎏引发的那场货币争论中，《管子》和《盐铁论》两部名著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参见《银线》第182页）。不过《管子》一书内容驳杂，可能出自众人之手，而且很多句子令人费解，容易引发迁强附会。在关于商品价值问题上，《墨子》与《管子》都有“民有余则轻之”“民不足则重之”的表述，这算得上是后代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学说的先导（参见《中国货币史》第75页）。

此外，彭信威还订正了长期以来不少研究中国货币史学者的看法。溯及中国人最早的货币思想时，国内史家多引用《国语·周语》中单旗（穆公）关于货币与商品关系的“子母相权”说。“子母相权论”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可因一直缺乏同时期钱币实物发掘的印证，这些表述很可能是后人假托之言。

按照彭信威先生的考证，全世界最早的一篇关于货币问题的专文，或许是西汉时期贾谊的《谏放民私铸疏》，全文共519字。与此相反，古代外国学者只发表过一些只言片语，包括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货币作用的一段话；古罗马保罗斯（Paulus）关于货币起源的一段话，都谈不上专题论文（参见《中国货币史》第146页）。此外，超越林满红将凯恩斯—哈耶克传统在中国学术论争上溯一个世纪的类比，彭信威挖掘的中国货币理论史要比西方的久远得多，并勾勒出两大分野。

第一是货币起源说。中国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把货币的起源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指出“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参见《史记·平准书》）。但相对而言，中国古人对于货币起源的“货币国定说”则更为发达。此说自《管子》开创到汉代法家得到强化并绵延至今，其核心观点是认为货币本身没有价值，之所以能流通概因帝王倡导或强制。这样的认知，同时期的西方也类似。比如，《管子》中有言“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公元前264年，当迦太基人进攻罗马共和国时，后者制定佛拉米尼亚法（LexFlaminia），认为货币不过是一种记号，典型的“名目论”见解。再如，中国西汉时期的晁错曾对汉文帝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即帝王）用之故也（参见《汉书·食货志》）。同一时期的贾山还反对过汉文帝于公元前175年颁布的废除盗铸钱令。他说：“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参见《汉书·贾山传》）这段话提醒帝王要垄断铸币权，其前一半则指出了货币的本质：本身并无用处，只有交换价值。近两千年后的亚当·斯密也如此主张。又如，《盐铁论·错币》中反映，在造币权问题上，中国的法家学派对于货币本质论的见解，很接近近代西方人的货币国定说。上次提到，1905年德国学者Georg F. Knapp出版《国家货币论》（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一书，也反对盛行说法“货币是一种充当一般特价物的特殊商品”，将货币定义为“法律衍生品”，即在“法币”时代，货币价值最终由政府创造。总之，从中国历史上看，货币起源的“国定论”主张，有着两千多年的传统。

第二是货币数量说。此理论是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反对通货贬值和通货膨胀中产生。换句话说，有多长时间的货币发行实践，就有多么丰富的关系货币价值的认识。只是与西方货币理论研究不同，中国讨论货币问题多是注重现实的币制改革问题，汉朝是以铸造权问题为中心，宋以后是以纸币问题为中心；各种关于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价值方面的见解，都是在讨论币制危机时偶然讲出来的。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理论不发达，然而在唐宋以前，中国仍是站在欧洲的前面，有些见解在世界货币思想史上是重要的贡献。可惜多是片断的言论，没有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学说，后人也很少据此做进一步的研究思考（参见《中国货币史》绪论第13～14页）。

读彭信威著作，中国古代货币政策与理论会留下两大印象。

第一，币制取决于国库。汉唐盛世，国库充盈，朝廷无意于垄断币权而罗掘财富，在货币发行上都允许民间私铸。汉文帝和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两人均支持私人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局面。尽管当时也都有朝臣反对放开铸币，西汉时有贾谊519字的《谏放民私铸疏》，盛唐有刘秩的“五不可”理由。但这些言论多系抄袭《管子》和汉代法家观点，并无创见。包括杜佑《通典·钱币》、陆贽等，无非是主张“币权在君”，把货币看作一种统治的手段，“都与法家一鼻孔出气”。

第二，主张取决于权位。当朝在位者，多主张“币权在君”，在野者则往往相反，很看重货币的商品决定论和担心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民间疾苦。彭信威指出，北宋时士大夫文化发达，掀起一次文化高潮，而货币理论令人失望，不如南宋（参见《中国货币史》第378～380页）。南宋因纸币不断贬值，大家对纸币反应强烈。大抵在朝者，多加赞成，如虞俦和辛弃疾等，站在统治者立场替纸币作辩护；但在野的儒者则多反对纸币，如吕祖谦、叶适等（参见《中国货币史》第381～382页）。到金元两代思想方面无甚建树，货币理论亦乏善可陈。元朝自始至终以纸币为主，货币起源方面占主导地位的论调仍是法家主张（参见《中国货币史》第453页）。元朝有一位在朝的纸币反对者叫许衡，认为纸币是政府对人民的债务；纸币越跌价，则政府负于人民越多。许衡为元世祖所信任，出言反对纸币似乎奇怪。不过他声望虽高，政治地位却为国子监祭酒一类，并不直接掌权（参见《中国货币史》第454页）。其他反对纸币的，一位叫张之翰，写过一篇约200字的《楮币议》；另一位是元代著名学者马端临，著有《文献通考》，对宋代纸币政策几乎是全盘否定（参见《中国货币史》第455页）。由明至清，大抵上也是身居高位者主张币权在君（货币国定）和印钞筹资，文人学者更倾向于市场力量和警惕通胀伤天害理且危及政权。明代的刘定之一开始反对朝廷加税筹钱和发钞融资，那时他还在从事教育工作。历史上他似乎是第一个说珠玉金宝有用的人，有了货币，寒可以衣、饥可以食，至少在字面上同法家对立。可后来刘定之做了大官，就不再提纸币问题了。更讽刺的是，他临死时皇帝仍以大幅贬值的纸币赏赐他，那时大明宝钞一贯还值不到白银一厘（参见《中国货币史》第537～539页）。清末如前述的许楣、许兄弟系统反驳王鎏观点，还有魏源提及中国自从1133年以来，（银和铜的）私营矿场与官营矿场是各居一半（参见《银线》第182页）。不一样的是，到了清代，作为书生的王鎏极力主张国家印钞，而当时的朝廷从皇帝到大臣却都相反，力避“蔡京操作”在当朝重现。

增强中国货币理论自信的几点思考

黄达教授曾强调，依靠东方文化传统的精髓，中国人应当建设具有“东方神韵”的货币金融理论，为世界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张杰，2021）。彭信威就指出，“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得早，而且独立发展成为一种货币文化。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其少见的”（参见《中国货币史》绪论第3页）。在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在货币理论方面曾有不少独到见解。例如，唐代刘秩讲货币购买力同人口的关系问题；宋代沈括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问题；元代许衡提出通货膨胀是对人民欠债；明代陈子龙否认纸币是货币；清代阿里衮主张稳定铜钱购买力，等等。中国人在货币理论方面的创见，只是刹那间闪光，没有引起人们，尤其是掌握一学术、学科话语主导权的西方人的在意。如然要自信，理论研究可能要做出如下改进。

方法论升级。难以实现学术传承，无法从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系统学说，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缺乏科学方法论。比如，关于货币的购买力与货币数量关系问题，《管子》里有“物多则贱、寡则贵”，此后两千多年，赞成其说者只知重复。从南朝的何尚之、唐代的刘秩、宋代的李觏和袁燮、明代的夏原吉，一直到清代的朱，都脱不开“钞多则轻、少则重”几句老套话。货币理论在两三千年间，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不但没有质的提高，而且没有量的扩大（参见《中国货币史》第676页）。19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缺乏的不仅仅是精确的计量推论。他们虽然也热烈地谈论货币问题，但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医生或者经济学宗师，根本不存在学术分工。他们擅长的，不过是从漫长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相关事件当中任意提取所需的依据，比如王鎏就从贾谊、刘备、辛弃疾以及诸多其他学者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当中获得启示（参见《银线》第181页）。而在20世纪参与论争的，可都是专业经济学家。有意识地提出命题，建立并反复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并据以在证据、猜想与结论之间寻找逻辑关系，从而证实或证伪命题，这可是20世纪在科学哲学推动下经济学演进的明显标志。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几乎都得“从头学起”。

提倡学术争论。譬如关于货币起源，一直有货币国定说（币权在君）和商品（市场）交易说两种。前者如陆贽、杨于陵和苏辙等，后者如司马迁、叶适等。可是从没有人对两种说法加以比较辨析，深入揭示。国定说的人不批判交易说，交易说者也不反驳国定说，双方几千年来都是自言自语（参见《中国货币史》第676页）。建立良性如常的学术争论与批评氛围，如今看起来仍然非常紧迫。

需要学风严谨。彭信威严厉批评明代的知识分子学风“浮夸”“凭空臆说”，明初所修的《元史》是历代官书中最坏的。对于货币政策与思想主张的记述，不是语焉不详就是错误百出。明代没有真正的钱币学著作，也没有可以同《文献通考》的《钱币考》相比的货币通史（参见《中国货币史》第546～547页）。这批评当为后世学者戒。像王鎏那般学者，集30年时间，思考、写作、争论于一体的，如今也是太需要了。

【参考文献】

［1］张杰.百年中国金融史：基于欧美金融故事的主流金融学解释力在迅速减弱［M］.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2］林满红.银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3］王鎏.〈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M］.马陵合校注，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

［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5］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M］.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孙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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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发于《银行家》杂志2022年第9期「经济随笔」栏目